山寨机走不出华强北：一日山寨终生山寨 只能卖150-300元苹果iPhone XS尚未发布，华强北就已经出现了“同款”山寨机。尽管山寨的XS装配工艺粗糙，却仍然令不少“果粉”感到十分吃惊，有不少人笑称要坐等库克发布后，对比真机与山寨机的相似程度。

　　如今，每年华强北的市场里都会看到三星、苹果等大牌高仿山寨机推出，但有一样东西却没了踪影——那些自带大喇叭、大屏幕的杂牌智能山寨机。懂懂笔记一连问了好几家手机柜台，商家也都表示没有类似的机型出售。

　　“都转到电商平台上去了，柜台实在不好卖。”与其中一位商家攀谈之后，他表示大概从两年前开始，随着国产品牌的崛起，华强北销售、批发山寨智能机的商家也变得越来越少。即便是批发给三、四线城市的商家，也都反映卖不动，“所以这种机器也就没人做了。”

　　究其原因，是杂牌不受用户待见，销路越来越差了，利润空间也几乎消失殆尽。再有就是山寨机的不良品率较高，常常有用户前来退换货，让终端商家感到不胜其烦。

　　但是，曾经叱咤华强北的杂牌山寨智能机厂家却并没有倒下。有圈内人指点，他们已经从实体柜台转战电商市场了，那么山寨市场如今的境况如何？

　　在华强北一位熟人的带领下，懂懂笔记来到了位于深圳龙岗的一家作坊，见到了正在生产线上检查产品的负责人佟孟（化名）。他和朋友聊天时指了指一旁的产线上的手机半成品说，这些是正准备推广到电商市场销售的机型。

　　由于近几年国产智能手机价格越来越低，部分主打线上渠道的小众手机厂商，价格也都降到了冰点，这导致山寨智能手机的售价只能一降再降。佟孟表示，因为山寨产品没有品牌知名度，加上作坊也没有注册商标，所以无法和那些小众品牌厂商在同一平台上竞争j9久游。

　　“天猫我们上不了，京东我们也上不了，淘宝上连那些小品牌都拼不过j9真人游戏。”不得已之下他只能选择“错位”竞争，将手机往上其他一些产品准入门槛较低的集采、批发平台上推。

　　而当地大部分作坊所生产的产品，也都是通过类似的一些平台，以“一件代发”或“拿样”的名义（形式），零售卖给普通用户。佟孟表示，销量较好的低端机型，售价主要在150~300元之间，而超过300元的中端高清屏机型，一向都无人问津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他们厂子还依葫芦画瓢，学习其他作坊的做法，将全新的杂牌手机放到一些知名的二手电商交易平台上，当作“九成新”的二手手机销售。

　　“虽然新机当二手卖心里很膈应，但销量还是蛮不错的。”佟孟无奈的表示，在二手电商平台上那些总是销售充新二手杂牌机的所谓“个人卖家”，大都是山寨作坊在进行“直销”。

　　而购买这一类机型的买家，也都是一些学生党买来当备用机；或是一些“小镇青年”，买给上年纪的父母使用。他们厂子在两个二手电商平台上共有15个账号，每天也只能卖出不到50台手机。

　　“确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。” 佟孟以一台标价200元的低端智能手机为例，在二手电商平台上被个人买家“小刀”之后，可以在180元上下（包邮）成交，而毛利润仅有37.5元。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会经常遭到同行的举报，导致账号异常甚至被封禁。

　　“买这类手机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所以同行竞争越来越激烈。”佟孟摇了摇头表示，这附近一带的厂区，生产同一款造型手机的就有好几家，而且造型模具、配置方案也都大同小异，“大家拼的也就是谁能把利润压倒更低。”

　　显然，随着国内品牌手机的中低端机型屡创价格新低，山寨智能手机引以为豪的高性价比，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明显。而在实体、电商渠道销售均严重受挫的山寨机作坊，也只能想尽办法另辟蹊径，寻找维持生产经营的“新方向”。

　　一家位于深圳宝安的山寨智能手机生产作坊正在拆解流水线设备，负责人杨卓透露，因为厂房租约到期后，业主说要涨租近两万，所以他不得不将作坊搬往租金相对较低的东莞长安。

　　他指着一台作坊组装的一箱箱大屏智能机表示，原先这一类杂牌手机出口东南亚十分畅销。但随着近一、两年来不少国产手机品牌在当地猛推低价机型，导致山寨机销路严重受阻。

　　“所以，现在我们只能往更低端的市场出口。”而杨卓所说的“低端市场”指的就是非洲、拉美等经济相对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。他坦言，虽然作坊组装的百元级杂牌智能机屏幕大、配置低，但在这些地区，却能够称得上是高端机型。

　　在国内、东南亚山寨机销路均受阻的情况下，产品转销非洲、拉美等地区的销售所得，成了不少作坊维持生产的基础收入。而更让他们感到担忧的是，这些更加低端的手机消费市场，迟早也是会被国内品牌手机厂商“攻占”。

　　“那时候就不是搬搬地址就能活下去的问题了，可能要歇了。”杨卓叹了一口气，他从2005年就开始涉足山寨机产业，见证了从配有“七彩跑马灯”的按键功能机，到大屏低配、造型精美的智能机，再到如今的落寞。

　　他和几个熟知的朋友的作坊，也从最初的深圳罗湖，搬到现在的宝安、东莞长安一代，生产规模一直在不断萎缩。

　　“这样继续下去，做杂牌的作坊恐怕真的要消失了。”和杨卓有着相似经历的吕建军坦言，他的手机生产作坊如今已从龙岗搬到了东莞凤岗，手机也不再通过通过线下实体或线上电商进行销售。

　　目前，他们是依靠一些定制需求的订单，勉强维持流水线的日常运转以及工人的薪资。据作坊一位业务经理聊天中透露，大部分定制版本的手机，都是供应给那些群控以及微商的，有时候一个订单也就是数百台手机的量。

　　“数量还行吧，但利润空间却很低。”吕建军表示，由于群控、微商对于智能手机性能需求比较低，系统只需运行简单的微信、多开等应用，所以下单生产的手机单价普遍也较低，大多都是百元级机型为主。

　　而这种类型的杂牌机，利润空间已经压缩到了几元到十几元之间。必须依靠庞大的出货量，才能艰难维持整个作坊的正常开销。随着不少同行相继结业停产，他最近也在考虑是否应该找个恰当的时机，解散工厂，另寻发展。

　　在国内手机品牌海内外共同夹击下，失去了大部分主流市场，部分生产作坊也仅依靠低端走量的订单为生。那么，这部分山寨杂牌作坊为何不能像华为、中兴、酷派那样，“转成”成为国货品牌呢？

　　每每被问及手机产品的研发事宜，李益的情绪都会变得十分激动。他的工厂从2010建立至今，一直都从事组装、生产杂牌智能手机。而近两年的生意惨淡，让他也在思考“品牌”战略。

　　随着山寨机日益不受市场待见，他在2015年就考虑过在产品研发和品牌营销上下些功夫。但这一切都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，要么寻找融资，要么找银行。

　　“过去好几年，工厂四度成立研发团队，又四度解散。”李益无奈表示，手机并非普通的工业产品，其研发涉及的维度十分庞杂，光是外形设计就要耗费不少人力和成本，更别提功能配置的研发以及操作系统的二次开发了。

　　而国内不少手机厂商，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都是数亿乃至十数亿元计算的，这绝非缺乏原始资金和用户积累的小作坊能够承受的。

　　因此，在缺乏足够研发经费的前提下，所有手机作坊只能继续沿用抄袭、组装的方式，生产杂牌。李益介绍，如今所有作坊生产出来的手机，造型上大同小异，就是因为引进了同一套山寨生产模板。

　　“至于配置，倒是可以根据需求高低搭配，山寨机不全是偷工减料。”他表示前两年出口海外低端市场的山寨机，绝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全新的主板和配件。不过近两年有一些小批量定制的订单，出于成本考虑，很多作坊也开始使用二手零件，甚至回收的锂电池进行组装。于是乎，看似全新手机，但拆开外壳有可能全是洋垃圾。

　　在李益眼里，行业在品牌商的夹击下，生存都已经成为问题，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入到研发和营销中，让杂牌产品实现“转正”，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奢望了。

　　“订单一年比一年少，经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。”他表示支撑自己坚持经营这间作坊的原因，是不想因为突然间结业，造成几十名工人失业，更不想被下游的零配件供应商“追债”。

　　有不少消费者表示，如今市面上已经很难寻找到山寨机的踪影了，而在电商平台上，类似的杂牌手机数量也似乎正在减少。这或许是一种必然。如今用户在购买手机时，除了性能与价格之外，比前几年更加重视品牌知名度与其完善的售后服务j9九游会，这一切都让山寨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。

　　或许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山寨、杂牌手机将在国产品牌手机“进击”下，彻底成为历史，成为消费者脑海中一段有趣的记忆。而其他的山寨电子产品会不会继续出现和兴起呢？